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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人为何喜欢复仇故事?

来源:粤菜谱   时间: 2021-11-08

中国讲报恩多于复仇,司马迁《刺客列传》的主旨是报恩而不是复仇,譬如荆轲刺秦王,乃是士为知己者死,并不是出于本人的深仇大恨。中国总觉着自古有恩于日本,日本却不以为然,这两个民族恐怕就难以想到一块儿去。

日本人喜好复仇故事。复仇,一听就诱人,更是武士小说的传统主题,远胜过爱情。

井上厦是一位小说家、剧作家、日本笔会会长,卒于2010年。他曾说过:复仇,这种故事类型在世界上普遍存在,但日本人尤为偏爱。他自己就写过复仇的戏剧,长篇小说《吉里吉里人》也是写复仇幻想。更早些的菊池宽(小说家、出版人)迎合大众的喜闻乐见,擅长写复仇小说,如《复仇禁令》《恩仇彼方》《复仇三态》。当代小说也常以复仇为题材,例如垣根凉介的长篇小说《野魂》。

复仇,日语通常叫“仇讨”或“敌讨”,这是要杀人的,一命抵一命。不杀人,以牙还牙、以眼还眼,充其量是报复罢。

日本历史上复仇事迹多,报恩故事少。民间传说有龟报恩、鹤报恩,然而人总是不守信,总是要窥见,结果就不欢而散。人不能像其他动物那样独自活,便蒙受太多的恩惠,父母养育之恩,师恩友恩,以及莫须有的比山高比海深的恩。

中国讲报恩多于复仇,司马迁《刺客列传》的主旨是报恩而不是复仇,譬如荆轲刺秦王,乃是士为知己者死,并不是出于本人的深仇大恨。中国总觉着自古有恩于日本,日本却不以为然,这两个民族恐怕就难以想到一块儿去。

大唐年间,张审素受贿事发,杨万顷处理,审素受死,家属徙边。开元二十二年(734),审素之子张琇遇赦回京,尚未成年,和弟弟张瑝一起刺杀杨万顷。皇帝李隆基嘉其孝心,不予法办,但司法部门不同意,坚持执法。张琇被处死,有人诔之曰:“冒法复仇,信难逃于刑典;忘身徇孝,诚有契于礼经。”

就是这一年,一个叫井真成的日本留学生死在长安,皇上哀之。前一年(733),日本第十次遣使来唐,留唐十八年的玄昉和吉备真备随船回国,说不定张氏兄弟复仇的故事也传到日本。复仇冒法与徇孝忘身是复仇的千古矛盾。复仇带有一个情字,很容易打动人心,况且人们也借以发泄对恶势力及当权者的怨恨,这正是武士小说有读者市场的根由。

复仇或许是人类具有了血族意识以后所形成的本能,而作为伦理思想,日本的复仇思想也可溯源于中国,即《礼记》有云:父仇不共戴天。江户时代更崇尚朱子学,何止于父,君父之仇不共戴天。

强盗变武士道

1603年德川家康受封为征夷大将军,在江户(今东京)开设幕府,独霸天下,自此至1867年第十五代将军把大政奉还天皇家,长达二百六十年,史称江户时代。所谓“时代小说”,大都以这一时代为舞台,且译作武士小说。

江户时代人分四等,士农工商,士(武士)是领导阶级,即便写市井,也少不了武士登场。武士有一个特权,他们才可以腰间插两把刀,一大一小,就叫作“大小”,有特权也有义务,那就是用刀警备。天下太平,武士不再是诸侯争天下岁月的战士,平常日子里行使武力,无非三样:斗殴、滥杀、复仇。打架斗殴是勇敢的象征,遇事不敢上前是懦夫。着火和打架就成了江户两朵花。

庶民(农工商)言行无礼,有所冒犯,武士可拔刀砍杀,以示领导阶级的地位及名誉是不容侵犯的,并借以保持身为武士的胆气。家康百条遗训有这样的训诫:登记在案,可如愿为父母复仇,但不许冤冤相报,没完没了。只许子报父仇、弟报兄仇,不许反过来。因受辱而自杀,不可为之雪恨。

复仇成风,幕府认可复仇,大概也意在把复仇限制在最小范围内。幕府派在京都管理朝廷事务的官员板仓重宗曾指令:可以在京都内外为父报仇,但宫廷禁地附近及神社、寺院之内不可。所谓家康遗训出现于江户时代初期,真假莫辨,而板仓重宗的这条指令是唯一现存的有关复仇制度化条文。

日本历史上有两个统治者成功地利用汉文改造了日本人的思想,即圣德太子和德川家康。德川家康并不爱学习,但他知道马上得天下,不能马上治天下,执掌国柄后重用藤原惺窝、林罗山等颠显病是什么症状儒学家,把注重大义名分的朱子学独尊为官学。

武士本来是杀人越货的强盗,也鼓励他们学习、修养,把自己改造成“士大夫阶级”,渐渐产生了武士的伦理道德“武士道”。说话、着装、发型乃至酒的喝法都有一定之规,必须经常保持武士的矜持。谚语有云,武士饿着肚子叼牙签,此之谓也。战争年代的问题是如何活下来,而和平时代,人生的问题不是生,而是死。因和平而难得一死,为维护名誉提供了机会。

名誉,面子也,要面子的事随时随地都会有,武士以此找死,杀人或自杀。对名誉的维护甚至达到了变态的程度,如新渡户稻造在《武士道》里举例:某城里人好意提醒一个武士,跳蚤在他背上跳,当即被劈为两半,理由简单而奇怪:畜牲身上才爬满跳蚤,把高贵的武士看作了畜牲,对这种侮辱岂能容忍。以名誉的名义,复仇由情谊上升为道德。

新发田藩(今新潟县东北),1817年,久弥幸太郎七岁,父亲在酒宴上跟泷泽久右卫门口角,被杀。幸太郎十八岁,藩主赐他一把刀、二十两黄金,踏上复仇路。幸太郎不认识仇人,由叔父陪同,做苦工浪迹全国,最终在石卷(宫城县)附近发现了泷泽,出家为僧,但手杖里还藏着刀。

泷泽被孝太郎砍倒,残喘道:找一位有大名的学者把我们的事写成诗。孝太郎登门请求汉学家大摫磐溪:您若不写,泷泽就不能瞑目。大摫写了,但他的诗集中不见此诗,一说是孝太郎不满意,给撕了。泷泽年高八十二,幸太郎复了四十一年前的仇,菊池宽、长谷川伸都曾把此事写成小说。石卷市海滨立有一根方柱,写着“久米幸太郎复仇之地”,恐怕被2011年3月11日地震所引起的大海啸冲走了罢。

赤穗事件

江户时代历十五代将军,其中第五代德川纲吉(1646-1709)最好儒,推行文治。召集藩主办学习班,亲自讲儒学。在各藩立忠孝牌,弘扬忠孝。为扫荡战国时代遗留的杀伐之气,下令怜生,却搞得过头,打了对人狂吠的狗就被在左臂刺犬字,打死一只叮脸的蚊子也会被流放,人命为贱,结果被叫作狗将军,遗臭至今。偏偏有四十七个人公然向他叫号,给幕府出了一道难题,这就是赤穗事件,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复仇事件。

元禄十四年,即我大清康熙四十年,也就是公元1701年,幕府派浅野长矩负责接待天皇派来的敕使。浅野是赤穗藩主,担任幕府的内匠头(管辖府内工匠)。在江户城(将军的城池,今皇居)里的走廊上,浅野从背后给了吉良义央一刀。

吉良职司幕府礼仪,浅野向他请教,但他嫌礼轻,不仅不指导,而且恶言恶语,令浅野怀恨。复仇故事从杀人开始,以杀人解决问题,把仇家树立为坏人,人神共愤,便有了基本价值观,惩恶扬善。仇家吉良义央在舞台上都被塑造为坏人。也有人肯定吉良,如菊池宽的《吉良的立场》、森村诚一的《吉良忠臣藏》。

将军所居,公事活动之际,即便怒从心头起,也不可拔刀行凶,所以浅野的举动很有点匪夷所思。或许表明了当时武士多么看重名誉,以及动辄拔刀行凶的风气之严重。纲吉得知此事后大怒,令浅野即日切腹,籍没其家,家臣都成了浪士,即丧家犬。武士带刀,斗殴很可能发展为武斗,所以幕府有一个规定:吵嘴打架,不问青红皂白,双方各打五十大板。纲吉罢黜贪官,改革弊政,整肃纲纪,而政治原理之一是赏罚分明,一碗水端平,但是令浅野自裁,吉良却像个没事人似的,这样的处理就不免偏袒一方。

赤穗浪士的复仇理由书咬定当时发生了口角,浅野冲动拔刀,幕府不惩处吉良,是为不公。元禄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,未明,大石良雄(通称内藏助,“忠臣藏”的藏也可能指他)率四十六名浪士杀进吉良宅邸,杀了吉良,割下头颅祭奠浅野,墓在东京泉岳寺。然后这些人并不痛痛快快地切腹,却是把状子递到府衙,要讨一个说法。

忠是封建制的精神基础,纲吉更格外倡导对主人忠、对父母孝,浪士们敢于为主子复仇,是“万山不重君恩重”的具体表现,若处以极刑,岂不就公然否定忠。可聚众闹事,夜闯民宅,实属于破坏秩序的违法行为,听之任之,国将不国。承认赤穗事件的正当性就等于幕府犯了错,需要给浅野平反昆明治癫痫病的医院是哪家。行事果断的纲吉也举棋不定,儒学家们展开一场大论战。议题无非唐朝论争过的:“冒法复仇,信难逃于刑典”,与“忘身徇孝,诚有契于礼经”。

大儒荻生徂徕主张:其事虽义,于法不容,最好的办法就是按照武士之礼处罚,让他们切腹。一个多月后,将军下令,四十六名武士切腹;其中一人不知去向,这也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想象的余地。其实,赤穗浪士并非单纯为主人报仇,也出于名誉意识,扬名并荣耀门第。果不其然,社会上一片叫好声,把他们捧为义士,而吉纲被定型为昏君,臭名昭著。

赤穗事件过后不久就搬上舞台,叫《假名手本忠臣藏》。“假名”是日本字母,“手本”是样板,“藏”就是仓库,所谓宝藏,这里是忠臣之藏,所以曾有人译作忠臣库,一仓库忠臣,足见其多。仿效竞起,以致形成了一个忠臣藏类型,甚而成为表现日本文化的一个关键词。《假名手本忠臣藏》充满了义理人情,为庶民所好,似乎也导致《菊与刀》之类著述对日本观察有误,把舞台当作世间,虽然世间大舞台。现今忠臣藏故事也常见于书店,长演于电视,但出题考学生,半数答不上浅野内匠头长矩怎么念。

寻仇介绍信

江户时代各地藩主定期到江户参觐幕府将军,驻在江户,近乎人质,以此明确主从关系,集权于中央。藩主进京(江户),一路招摇,像巡游一般,以致日本人迄今犹喜爱沿街观望长跑之类的活动。这样耗靡,割据一方的藩就没本钱造反。藩主们带来大批武士,使江户满街单身汉,兴隆了吉原等处的烟花巷。留守在家乡的婆娘或许一时把持不住,给丈夫戴上绿帽子,便惹来杀身之祸。

不仅杀淫妇,还必须杀奸夫,倘若逃走,那就要追杀。这大概是日本独特而愚昧的通奸处理法。我们的武松打虎是英雄,杀奸夫淫妇为哥哥复仇却触犯法网。日本人不追杀就丢了面子,被人笑话,对于武士来说,首先不是伦理问题,而是名誉问题。

近松门左卫门的净琉璃《堀川波鼓》演的是彦九郎到江户驻在,妻阿种好酒,因酒乱心,和鼓师苟合。彦九郎跟着藩主的浩荡队伍回乡,有人向他暗讽其妻通奸怀孕。阿种的妹妹阿腾为了救姐姐,让彦九郎休妻,自己续弦。彦九郎的妹妹由良受牵连,被休回娘家,拿出嫂子通奸的证据,阿种自杀。彦九郎带着儿子和由良、阿腾追到京都,诛杀了鼓师。

容许寻仇私了,恐怕也是与警力不足有关。江户是人口百万的大都市,分为北町、南町,町奉行(京兆尹)掌控行政、司法、警察,手下各有捕快皂隶百余人,显然不敷用,只好由个人执法。而且各藩割据,藩里出了凶手,捕役不能越界追到别的藩,而个人以复仇的大义能通行无阻,走遍全国。

武士是上班族,立志复仇,须事先向所在藩府请假:父或兄被谁杀死,若置之不理,就丢尽了武士的面子,所以,追到天涯海角也要干掉仇家,云云。藩府把材料呈报幕府有司备案,然后停薪留职,藩府还可能给一笔费用,带上介绍信外出寻仇。

一旦杀死了仇家,有案可查,在江户也好,在哪个藩也好,不会被当作寻常杀人事件。但申请不是义务,若没有登记在案,就需要事后审查,属于复仇则无罪。复仇成功,回乡复职,还可能得到表彰,增几石禄米。父亲被杀,嫡子若不复仇,则不能世袭其职,继承家业。复仇之前,仇人一命呜呼,这可不是恶人有恶报,天助我也,而是复仇之志未酬,回藩也不能复职,不得不另谋出路。

复仇是正当的,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成功率很低。《日本书纪》成书于720年,由此算起,到明治政府下令禁止,千年复仇史,总计约一百四十余件。这些记录在案的事件是如愿以偿的,按成功率为百分之一计算,实际上复仇行为不可谓少,大都发生在江户年间。

武士社会的复仇还讲究一定的规矩与形式,比小说更离奇,乃至本来古已有之的复仇及剖腹竟像是江户时代所特有的两大风习。复仇有如民俗,给人以日本是复仇民族的印象。一些美国人认为,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就是报复1853年美国用炮舰敲开了日本锁国的大门。1945年日本战败,占领军担心被复仇,收缴日本刀,禁演复仇剧目,吉川英治的《宫本武藏》等武士小说一度也被北京军海脑病医院治疗好不好列为禁书。

感谢仇恨

与人结仇,一旦被杀了,也是丢面子,山鹿素行的《武教全书》便教人千方百计地逃匿,哪怕被视为卑怯之徒也无所谓。仇家逃之夭夭,不能像当今在网络上人肉搜索,寻仇非常难。曾有人统计,复仇所需时间平均约十年零三个月,真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。

最长的记录是东北地方有一女,七岁时母亲被同村的源八郎杀死,嫁为人妇,知情后决心复仇。由认识仇人的表兄陪伴,四处寻找,意外地发现源八郎竟然就在附近的寺庙当主持,从背后把正在喝茶的源八郎刺杀,这时她已经六十岁。藩主予以嘉奖,赏银十枚,问她:终遂本愿,今之所感。答曰:唯感谢仇恨。

两条腿跋涉,上穷碧落下黄泉,寻仇之艰辛,单凭感情恐怕是难以持久的。民俗学家折口信夫就说过:“只是为所爱的人雪恨,不可能这么坚持复仇。”错在父亲,也必须复仇,这是一个义务。复仇本来是个人的事情,但一旦得到藩府认可,并呈报江户幕府,性质就变了,由私变公,此仇非报不可。

武士是侍,是家臣,名誉不光是武士个人的事,也事关他所属的“家”——藩的名誉与秩序。复仇是美德,却也是责任,复仇者的命运为之一变。早日凯旋,风光无限,不然,这辈子为复仇而生,颠沛流离。时间能消磨一切,当初的激情也日益淡薄,反倒被复仇的义务所折磨,承受孤独与苦楚。没有非凡的意志,难免不半途而废。

1833年,酒井家的家臣山本三右卫门执勤时被盗贼龟藏杀害,女儿丽瑶决心复仇。叔父山本九郎右卫门愿意协助,但劝阻丽瑶同行,约定由弟弟宇兵卫和他,还有家臣文吉,三人外出寻仇,发现了仇家再叫上她。经年累月,走了很多地方,最后却听说龟藏又回到江户。九郎右卫门在神田桥外的护持院原抓住了龟藏。叫来丽瑶,九郎右卫门给龟藏松了绑,丽瑶大喝一声“替父报仇”,连砍三刀。龟藏血染夏草。

酒井家派来轿子迎接,对女性的义举大加赞誉。又鉴于宇兵卫中途脱退,沉溺于青楼,未参加复仇行动,决定由丽瑶继承山本家。九郎右卫门也增加禄米百石。森鸥外把这个事件写成了小说《护持院原复仇》,他让小说里那位弟弟在寻仇的艰难中发生疑问:这么消磨自己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呢?靠什么来支撑自己历尽磨难?神佛真的会帮助自己吗?

复仇路上故事多。很爱写复仇故事的武士小说家池波正太郎说:复仇者和仇家都不断地濒临人生的悬崖边,逃走,追赶,展开必死的生活情景,那种状态也多种多样。不仅是他们二人,还有他们的家属,以及环绕他们的社会、经济状况。有时甚至在政治方面产生大问题,这样就不是单纯地描写复仇,而是当作种种环境中发生的人的戏剧所共有的主题。

武士小说里常写到“奉命讨贼”,执行主子的命令,或者杀奸夫淫妇,就不可以复仇。凶手要溜之大吉,当场杀了他,算作代权力处罚,亲属不可以复仇。复了仇,对方不能再反过来复仇。江户前期,山形有一个叫阿部弥市左卫门的,为人轻浮,被松井三七给杀了。弥市左卫门的弟弟与右卫门替兄报仇,杀了三七。本应到此为止,但三七的弟弟权三郎又杀了与右卫门。与右卫门的外甥重太郎又为舅舅复仇,杀了权三郎。权三郎的堂弟源八再追杀重太郎,下文不得而知。山形的藩主被幕府训斥:纵容这么杀下去,山形的男人不都得死光吗!

助太刀

见人复仇,即便请求,衙役也不许出手相助,只能维护现场,处理后事。复仇者和仇家都可以找帮手,叫作“助太刀”。特别是女人或孩子复仇,大都要请人帮忙,当然是和死者关系比较深的人,同仇敌忾。因为是助拳,不到万不得已的关头不出手。

津本阳有一个短篇小说,写的是史上有名的高田马场决斗:元禄七年(1694),村上庄左卫门吊儿郎当,被六十多岁的菅野六郎左卫门训斥,怀恨在心,逼菅野决斗。作为武士,菅野不能不应战。第二天早上,去高田马场决斗之前,派仆人市助给堀部安兵卫送去一封信,托付后事。他们是同一武馆的好友。

安兵卫当即向主人告假,赶去助拳。虽然刀法已小有名气,真动刀却河南比较好的儿童癫痫病医院是头一遭,路上喝了几杯水酒壮胆。到场时决斗已经开始了。村上一侧有弟弟三郎右卫门和枪术师傅中津川祐见协助。村上和中津川夹斗菅野,三郎右卫门对付市助。菅野已多处受伤。安兵卫愤然上前,接连把对方三人砍倒。菅野被抬回去,不治身亡。后来安兵卫参加赤穗事件,四十七士当中唯有他事前实际砍过人,切腹而死时年仅三十四岁。

因喝酒下棋而闹翻,为偷情夺爱而结仇,事情一开始就是愚蠢的,整个复仇也不过是一场愚蠢的行动。支撑行动的是个人的面子和孝心,无从上升为国仇民族恨,给私仇一个台阶下,所以无化解可言。有时会说到正义,那其实是要求公平,即杀人偿命。赤穗事件归根结底也是为公平而诉诸行动。五味康佑获得芥川奖的短篇小说《丧神》写父亲与幻云斋比武被杀,哲郎太投到幻云斋门下,练成了本事,下山时回手杀死了送行的幻云斋,丝毫不像中国的武侠总要为情或义动摇、痛苦,用冤家宜解不宜结来升华思想性。

福尾某的两个儿子和家臣找森胁新右卫门报仇。家臣先混进森胁家,当上了持枪侍从,深得信赖。某日,两个儿子扮作刀商,被家臣领进门。但森胁虎背熊腰,两个儿子难以上前下手,败兴而去。家臣便坦白:你是我原先主君的仇敌,那两个刀商就是主君之子,多年来一直要复仇,昨日总算得到了机会,却不敢动手。请杀了我罢。森胁说:你是个忠臣,我照样用你,你可以伺机杀我。虽然有机会,家臣却始终鼓不起复仇的情绪。过了三年,森胁说:从今往后要死了心,给我当忠臣。家臣说:可我还是想去照看旧主君的孩子们。请辞而去。下文如何,未见流传,看来是不了了之,仿佛奴仆替主子化解了恩仇。

原野上的杂草

江户幕府日薄西山之际,儒学家坂井虎山作诗感慨复仇之两难:若使无兹事,臣节何由力;若常有此事,终将无王法。王法不可废,臣节不可已,茫茫天地古今间,兹事独许赤城士。

1873年2月,明治政府司法卿发布“敌讨禁止令”,严禁复仇。令曰:杀人是国家的大禁,处罚杀人者是政府的公权。自古有旧习,把为父兄复仇当作子弟的义务。虽然出于至情而不得已,但毕竟以私愤破大禁,以私事犯公权,因而擅杀之罪不可免。

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72至76年撰写《学问之劝》,断然否定复仇行为,就国法之贵谆谆开启民智:破国法复仇的赤穗浪人“其形似美,但其实无益于世”,算不上义士。当时日本的政府是德川幕府,浅野和吉良以及浅野家的家臣都是日本国民,契约了遵从政府的法律,受其保护。家臣们认为裁判不公,为何不向政府提诉?即便是暴政,起初不受理,或者抓人杀人,但四十七个人拼命说理,什么样的坏政府也终将服理,处罚吉良,纠正裁判。这才称得上真正的义士。

过去不知此理,身为国民,却不顾国法之重,滥杀吉良,这是弄错了国民的本分,触犯了政府的权力,私下裁决他人之罪。所幸当时德川政府惩处了这些暴徒,圆满收场。若予以赦免,吉良家族必然又报仇,杀赤穗家臣。而家臣的家族又报仇,攻击吉良家族。冤冤相报无已,直至双方家族朋友死绝乃止。无政无法的社会就是这样的。私自裁决之害国者如是,不可不慎。

但积习难改。1880年7月颁布刑法及治罪法,可复仇讨敌仍然被当作美谈。这一年11月一个叫川上行义的,二十七岁当兵,得知父亲被杀,便擅自离营,割下了仇人的头颅,仿赤穗故事,供在亡父墓前,翌日自首。报纸大加报道,很快被写成小说,搬上舞台。国法却容不得他,川上被判终身监禁,十五年后遇赦出狱,参加自由民权运动,五十四岁时刺杀政友,以报宿怨,用的是武州名匠锻造的短刀,长九寸五分。被判刑十五年,出狱后又活了六年,寿终正寝。

长谷川伸卒于1963年,是小说家、剧作家,还开办作家学习班“新鹰会”,培养了村上元三、山手树一郎、山冈庄八、平岩弓枝、池波正太郎等一流武士小说家。晚年所作《日本复仇异相》,描述了一些特殊的复仇事例。有人说,复仇好似正义原野上生长的杂草,越是在人心中蔓延越需要法律努力拔掉它的根。武士小说本来以抗拒日本现代化为基调,更像是与法律作对,用所谓正义或人情扶植这杂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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